《辛德勒的名单》、《悲惨世界》，且看“药神”透出的文学经典

今年暑期的国内电影，颇像莫斯科世界杯：老手频遇阻击，新人高歌猛进。如果把姜文比作实力雄厚的西班牙队，那么文牧野就相当于几乎垫底的俄罗斯队。

按理说，老江湖的姜文只要用三分力，就可能把文牧野揍得满地找牙。但现实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文牧野一出手，就拿出了一个现象级的《我不是药神》（下称“药神”）。

其魅力、内涵、话题性、时效性、思想性不但不输《邪不压正》，似乎还有全面封盖之势。

套用知乎的一句赞叹：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豆瓣9分的国产电影！这句评价，有且只有是说给《药神》的。

电影是文艺的一种。但凡经典电影，总会或多或少透出一些文学经典的“梗”。《药神》亦不例外。

小说也是文艺的一种，其魅力之一就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豆瓣给了《药神》9分，绝非空穴来风。我认为，这个分值，应该主要是打给以勇哥为首的几位剧中人的。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药神》中的程勇原型，源于同样罹患慢粒白血病的、江苏无锡某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陆勇。

但电影之所以给他塑造成一个靠卖印度神油糊口的落魄个体户，无非想让这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小人物在成长为一个大英雄时，具备更鲜明的对比反差，拥有更震撼人心、更吸引眼球的“梗”。这一点，跟目前许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大腕那不堪回首的“创业史”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药神》中的程勇，从一开始，就像《辛德勒名单》中的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一样，并没自我定位为“侠”。

相反，二者的目的只有一个：挣点儿必需的钱。所以，程勇在鼓足勇气拨通患者老吕的手机时，做了好大一番思想斗争——他觉得，那些来自邻邦的药可能是假的。

但一番实地考察后，他释然了，开始全身心地在“禁区踢球”了。

英雄人物之所以动人心扉，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壮举，而且接地气。同奥斯卡·辛德勒一样，程勇一方面在为“禁区开拓”获得“财务自由”而欣喜若狂，一方面也在忐忑不安。

所以，他在得知销售“假药”的刑罚信息后，立马打了退堂鼓。原因很简单，他是人，不是神，“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不可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

所以，在那顿散伙饭的饭局上，面对大家的不解，他发飙了——

“那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是被抓了，他们怎么办？”

不违禁，就要断了许多病人的生路；违禁，当事人就自身难保。一字一句，尽是血泪。

对于病人来说，不吃药就要等死，继续吃药却吃不起——又一对难解的矛盾。

对执法者来说，不追查不惩处就意味着不负责不尽职、有损法律尊严，但尽职尽责地执行了，却可能像化疗一样，伤害无辜者。

三组矛盾策层层交织，反复纠缠，最终将不可避免地相互碰撞，导致悲剧产生，然后进入总爆发阶段——这就是文学的独特魅力。

辛德勒在影片最后，获得了集中营幸存犹太人的集体救赎；现实中的陆勇，也获得了300多名白血病病友的联名信，请求司法机关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但在《药神》中，不惜让企业巨亏的老板程勇，却被司法机关判刑了。

尽管电影一再强调“希望”，尽管在囚车中，导演安排无数白血病患者在目送他们心目中的“药神”离去时，以集体“摘罩”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敬意，但程勇的获刑，是在老吕自杀、黄毛意外身亡之后，再次给予受众的一次巨大的心灵震撼。

现实中的患者、企业家陆勇，因为生病而破产，影片中的程勇，无灾无病却因救助别人而导致自己锒铛入狱，虽然他是在救人，但他的企业呢？他雇佣的那些员工呢？影片没有交代，但结局可想而知。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一部《药神》，凸显了人与人、人与法、人与国家的三组矛盾。矛盾的最终消解，却以不必要的、本可避免甚至可控可预估的悲剧的产生为代价。这，大概是《药神》想告诉时代、传递给国家的深刻含义吧。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往往其塑造的成功人物不是单一的。《药神》除了程勇，还塑造、创新了两个固有形象：曹斌警官和老刘牧师。

说实话，一直到影片结束，我始终觉得，周一围扮演的曹警官更像《悲惨世界》中的警官沙威。

为什么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周一围的帅，而是其饰演的警察，是近年来国产片里罕见的警察形象的突破。

警察，作为一种国家机器的符号，在世界各国，除非特定情节，一般都是以正义、精干、法不容情的形象示人的。

但在《药神》里，周一围扮演的曹警官第一次出场，却是以违纪的面貌出现的，而且还是在警察局里。当然，他攻击程勇，固然有小舅子为姐姐打抱不平的亲情身份，但这种大胆、罕见的犯忌的出场行为，已奠定了当事人的性格基调——每个人首先属于人，其次才属于他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完全被理性的、规则所束缚的。

这种特质的存在，也使铁面无情的曹警官在耳闻目睹众多病患惨状、特别是直面老太太的悲情哭诉后，其心态、执念发生了巨大的反转——他以一个“放”字，也释放了自己的良知和善意。

甚至最后面对上级，他更进一步，直接提出了放弃。这种角色的前后颠覆，不仅在中国近年来的银幕上，堪称罕见，也更为形象地凸显了曹斌的自我救赎！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塑造的沙威警官，就是个很工具化、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国家机器。

不同的是，《药神》中的曹斌警官，是被当作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他内心泛起的波澜，跟反面定位的沙威的精神崩溃，完全是两码事。

前者是开始意识到人性的美好，后者却是在情感的死胡同里无处可逃。因此，最终曹警官选择了与自己曾经要追捕的对象的和解，后者却不得不带着无法释怀的矛盾选择了自裁。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意识形态的作用，宗教在国产片中历来是敏感元素。但出人意料的是，《药神》却极其罕见地让牧师的角色长时间地登场曝光。

当然，我的推测是，由于电影的部分素材取自说英语的佛教国家印度，为了强化“拯救”和“希望”，所以导演刻意安排了新一组的“副矛盾”：在一个强调无神论的国度，让说英语的牧师和信佛的邻邦共同沟通、解决治病救人的事情，是不是蕴含了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不得而知。

但在砸张“院士”场子的环节，牧师的勇敢之举一下子把人们心中那些对宗教的固有印象给彻底瓦解了。那位处处不忘说“God bless you”的白发老者，以一种勇士的姿态无情地揭露了真骗子的险恶用心，他帮助卖“禁药”、喝酒、进夜场等等，可能突破了教义，但显示了一颗有血有肉、温柔向善甚至充满血性的心。

诸如程勇、曹斌、牧师等具有双重甚至多重人格特征的还有为女儿筹措治疗白血病费用而被迫选择跳艳舞的思慧；沉默寡言却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的黄毛.

甚至那个曾经吃“人血馒头”、招摇撞骗的“张院士”…… 没错，“院士”张长林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吃的是“人血馒头”，的确可恨。但此人见解独到，直接点出了总矛盾的根源——“穷病”。

依照“院士”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应该很快“招供”，但出人意料的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供出程勇，倒让我觉得颇为可敬。

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局长的义愤填膺，尽管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但多少有些机械、讨嫌。

当然，黄毛之死，就有点刻意了——在警察追赶的过程中，他把车开出一段距离，然后适可7而止即可，何必一味地闷头狂奔！刻意制造的悲剧，有点匪夷所思。

最后再说程勇，虽然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的辛德勒，但现实中，可能吗？特别是最后，甘愿让企业破产也要去卖药，难道他不知道，经营好企业也是一种善意、一种企业公民责任吗？

鲁迅先生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程勇这个人物形象，在最后拔得太高了，脱离实际了。

脱离实际的情节，则难免哗众取宠，有故意感动受众之嫌。 不过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当下，《药神》的深刻呈现和市场的优异表现，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文/蔡运磊